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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宪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体权利诉求

发布时间:2019-06-27 05:57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古今中外一切具有和谐价值的真正发展,在核心意义上都会指向全体国民的发展,而全体国民发展的永恒主旨则在于主体自由选择。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精彩地指出:“扩展自由被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且二元经济结构非常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而转型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大规模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其转型成功的基础支撑是民本主义的制度保证。劳动力自由流动既是理性主体寻求最优机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人力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改进的优化过程。因此,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其研究价值也非常重大。

  当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关于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GDP界面的“物流”增长研究,而通常忽视国民大众的发展权利扩展问题,因而存在一种舍本求末的发展误区。作者坚定不移地认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大众的主体发展,其首要内容是公民权利的优先发展,而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仅是国民大众的发展常态,更是一种主体发展权利的偏好表达、权能设定、机会获取和自主运用。因此,劳动力自由流动所内生的主体权利构架及其制度发展诉求,自然就涵括了下述四个最基本的优先发展内容:

  1.劳动力自主产权。产权安排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中,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Coase)也曾非常精辟地指出:重要而迫切的“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产权不仅是指称外在物质意义上的财产权(物权),更为重要的是指称内在主体意义上的劳动力产权(人权),劳动力产权与人权几乎是同一件事情。劳动力产权是劳动者对自身劳动能力所拥有的一组权利束(property rights),主要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交易权和收益权。只有劳动者具有完全充分和真实可靠的自主劳动力产权,劳动力才有可能进行自主选择和自由流动,人力资源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市场优化配置,劳动力才能获得符合主体偏好或个人意愿的高质量发展。因而是否具有劳动力自主产权, 就自然而内生地决定了个人偏好的满足程度和职业模式的选择质量。阿兰斯密德(Allan A.Schmid)就精辟地认为:“任何变迁理论都必须讨论权利的问题。”因为任何实质性的发展都是公民权利的扩充和延展。在此意义上可以这样讲: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质量将会取决于人口发展状况,而人口发展状况将会取决于由制度设定的劳动力自主产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取决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程度。只有当每个公民真实地拥有了自己劳动力产权的完整权利束时,他们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自主决策主体,从而有可能真实而完整地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像在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经常在被命令、被强迫、被计划或被威胁的状态下做事情,社会发展才有可能获得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创新源泉。高度集权型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公民个人不仅被剥夺了理应具有的私有物权,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包括劳动力产权在内的所有基本人权,就连思想(脑袋)和言论(嘴巴)也被实行了国有化,这就是我们现今还可以经常听到的“不换思想就换人”。在人们被高度计划并失去了自主产权的同时,实质上是关闭了所有的创新发展之门,最终导致了物质、权利与思想等多重贫困的社会恶果。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Hayek)将计划经济概括为“通向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概括出的一个普适原则就是:“当今富国和穷国间个人平均收入的差别主要归咎于制度的不同。”相对于制度而言,任何其他发展变量都具有派生性或衍生性,其中产权制度则构成所有制度体系的核心构件,而劳动力自主产权则是一切产权制度的灵魂所在。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劳动者缺乏个人自主的劳动力产权,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源也在于因高度集权而剥夺民权。因此,劳动力产权自然构成了分析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要件,更是人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逻辑起点。

  2.劳动力主体自由选择。劳动力产权的自主化程度正相关地直接决定了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的程度,当劳动力自主产权因被政府完全剥夺而为零时,劳动者决策和行动的自由选择程度也同时为零。自由度即理性主体可自由选择程度属于制度范畴,其基础支撑首先不是物权而是人权——劳动力个人自主产权。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制度设计尤其是法律制度设计,全都是直接或间接关于产权的制度设计。不同的产权或人权制度安排框架,自然会内生出不同的自由度指数,因而将会决定着劳动者决策行动的权利束大小和创新机会多少,从而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公平程度和发展效率。在劳动力具有充分选择自由的民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他们的自由行动会获得制度安排的政府许可和社会认同,具有最大化发展的制度平台,他们将能够表现出更加人性化的内在发展诉求和更为多样化的个体自愿偏好,得以进行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主决策,可以依据理性预期进行自由选择,获得合意度较高的自利价值和自我发展。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质态尤其是人口发展质量,主要取决于由自由度所衡量的制度质量的好坏。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劳动力选择具有较高的自由度,社会发展会充满机会和活力,一切社会发展潜力将会得到充分涌流,因而也具有可持续和谐的显著特征。现代自由观要求《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曾指出:“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世界银行行长保罗D沃尔福威茨(Paul D. Wolfowitz)指出: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广泛分享经济和政治机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曼瑟奥尔森曾经这样说道:发展“最有活力并且最为繁荣的社会是那些尝试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能够覆盖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机会。”从行动决策意义上看待一切发展,实质上都表现为个人行动自由度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保证,一切繁荣则仅仅是自由度优化的外在表征。环视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那些长期繁荣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自由度领先的区域。只有在自由度较高且非常稳定的制度框架下,全社会所有创新者才能够在超边际的分工意义上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放弃那些机会成本高和机会收益低的不当选择,并继而在边际意义上就已经做出的选择决定做多少或做到什么程度,从而收到适可而止和恰到好处的规模经济效果。因此,劳动力主体产权研究的有效展开,在可以观察度量的实证意义上,必定首先指向劳动力主体自由选择研究。

  3.劳动力市场化自由流动。人们之所以长期认同市场经济,其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率仅仅是非常次要的经济理由,而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的自主制度安排,才是市场经济优越于其他经济模式真实而深层的制度原因,而稀缺资源配置的产出效率则仅仅是其制度成因的衍生品或派生物。因此可以在制度层面上将市场经济定义为公平竞争和自主交易的流动经济,市场经济也因此而主要是一种公民个人自主化的制度现象。从制度层面解读市场经济远比其他层面而更有发展意义,更能清晰地描述市场经济之所以长盛不衰的终极原因。劳动力自主产权和自由选择主要是通过市场化流动来完成,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就成为最富有市场经济特征的重要发展机制,也是各种资源得以优化配置的决定力量。凡是那些缺乏劳动力自主产权和自由选择的国家,也就不会存在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自主决策和自由发展的机会集合,个人发展的改进路径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信息获取、就业机会搜寻和职业模式选择。在现实世界的劳动力市场里,每个理性劳动者都会致力于追求合意度较高的发展境遇,正如乔恩L.皮尔斯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精明的人都不会使自己陷入一个无法流动的糟糕的状态。”劳动力市场化自由流动程度既是对现存制度的理性回应和行为反馈,更可以将此看成是对既定制度的运用、检验和评判。凡是那些缺乏人权保护从而缺乏劳动力自主产权的国家,也就是那些缺乏劳动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和无法通过自由流动选择而规避风险的国家,均是那些内生人才匮乏且又不断出现人才流失(Brain Drains)的国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因此而指出: “只有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失望的人才寻找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实现他们的抱负的其他途径。”因此从根本上说来,劳动力能否自由流动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现象。劳动力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自觉自为的流动择业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自主产权得以实现的市场化自由选择过程。斯特里登(Streeten)指出:“我们决不应该迷失经济发展的目的,那就是以人为本,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扩大他们的选择余地”可供验证的制度变迁史已经充分证明,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化自由流动制度,能够为劳动力自由选择创增、集合和提供出完整的发展机会束。在历史上英国是市场经济和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当今世界上少数最重要的发达国家之一,英国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它不仅在全世界率先建构起了普通劳动力能够得以市场化自由流动的制度架构,而且还拥有非常发达开放的高端人才市场安排,正是由于发达的市场制度才使得“英国除了从欧洲大陆进口发明,它还进口一些发明家”(杨小凯,2003)。美国的发达也是缘于劳动力市场的高度开放、公平竞争和自由流动,因为市场化制度可以使那些采用这种制度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并聚合那些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那些具有创造、创业和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资源。正如戴维赫尔德所指出的那样:“要真正地属于一个开放的全球社会,你必须接受其他人,甚至将那些对终极真理和美好生活具有极不相同的信仰的人作为参加者,只要他们遵守按照公平程序的规则制定的相互原则。”全球化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现象,但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粘性、行业经营垄断惰性和政府集权专断刚性,即使一国范围内的劳动力自由流动通常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可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应当高度关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化自由流动的发展意义和变迁价值,这是关乎人口与制度两个理应优先发展且最为重大的事情。

  4.劳动力自由流迁模式。劳动力流动性迁徙与产业结构高度相关,根据产业革命历次演进的一般规律以及佩蒂-克拉克定理的实证描述,劳动力流动性迁徙的产业模式一般是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这就是劳动力流动性发展就业取向的“一二三”产业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成熟,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变迁时,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会表现为第三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这就是现代产业就业结构的“三二一”规律以由于任何城市都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发展中心和文明重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城市聚合了所有高质量的发展要素,在城市中各类资源均可获得比农村更富有效率的优化配置,因而一国劳动力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自主流动和自由迁徙的区域性空间取向,则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市民化过程,这是现代化演进过程的全球性普适现象。可以肯定,城市化进程既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创新路径,更是民本主义的核心发展诉求。作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发展经济学之父的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指出:“经济增长就必然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人们的倾向是逐渐涌人城市去当临时工。……因此,即便经济没有什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20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对发展中国家主要由制度扭曲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严重滞后而言,农村人口城市化并不仅仅是一种人口分布的空间变化或机械变动,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由被歧视状态向公平状态转轨的社会变动,因而实质上是一种城乡机会均等的制度安排,从而具有显著的社会进步意义。在那些“一国两制”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只有城乡平等开放,才有可能加速具有重大发展意义的城市化进程。中国是一个长期城乡“一国两制”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赋予农业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的发展权利,消除城乡制度障碍和拆除户籍壁垒,加速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这一转轨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未来劳动力流迁的主导模式,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首要路径和根本内容。对于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而言,城市化自由流动或农民市民化进程,几乎成为他们实现梦想的惟一路径选择,最起码是他们首选的个人发展路径。劳动力城市化流动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不仅不会妨碍城乡发展,反而会促进城乡共赢局面的和谐形成。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之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应从人口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理论视角,提供更多的创新研究成果。

  在任何经济时代,劳动力人群都是占据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和决定社会发展的主导人群,只有这些国民首先获得自由选择和自主决策的流动性发展,才能真正开启社会发展巨大潜力和无限活力的终极源泉。因此,深化民本主义视角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科学解析和准确描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发展规律,将会重构决定我们未来行动的发展观,并能优化我们未来的发展质量。

  1.劳动力自由流动规律。从理论上研究劳动力自由流动现象,其主旨就是为了揭示和描述自由选择状态下的劳动力流动规律,并依据这种“原生态的自然规律”而重构适合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的制度框架,并由此加速人口现代化的转轨发展进程。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人口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已有足够多的发展证据向人们表明:只要劳动力具有完全自主的人力资本产权,劳动力就会很自然地从低收益区域和行业流向高收益区域和行业,从而使得区域和产业间具有一种人均收益率均衡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本规律。这一概括能够很有效地解释劳动力流动现象,并具有很强的可检验含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坎贝尔R麦克南(Campbell R.McConnell)等学者认为:“流动是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核心,当劳动力流向了社会的高价值职业时,也就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工资差异使工人产生了从一个市场流动到另一个市场的动机。这种流动性或迁移使不同市场的工资相等并提高了配置效率,在资源既定的前提下,整个社会实现了最大的总产出价值。”劳动力流动过程不仅自然表达了主体动态偏好和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劳动力本身的发展,在民本主义的深刻层面上具有首要的社会进步价值和动态发展意义。当中国城乡收益差别长期存在和日趋扩大时,农业劳动力就会自然选择城市化的流动迁徙模式,除非遇到由政府设置的制度障碍和歧视壁垒。当农民市民化进程因二元分割、户籍排斥、就业垄断、教育压抑、保障歧视和福利悬殊等制度原因而受阻时,就只能说明农业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制或被限制,农民并不具有与市民同等的发展机会。由此则表明农民的人力资源产权受到社会侵害,或者是根本不存在个人自主的人力资源产权,或者是人力资源产权不完整,从而使劳动力流动规律不能得以充分发挥作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Hayek)这样说道:“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固然可以因人力资源得以实现帕累托改进而富有显著的效率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扩展了人们自由发展的机会选择空间,从而使得自由本身成为发展的基本核心内容,发展也因此而被认为是自由的扩展。只有城乡劳动力可以实现充分而自由的社会化流动,才能够辨识和获取发展机会,从而改善绝大多数国民的二元制度发展困境。保罗D沃尔福威茨在概括全球性的发展经验时指出“长期的繁荣则要求制度化,而不是寄托于掌握权力和具有能力的精英们偶然的反省和平衡”。因此而制度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发展具有引擎意义与核心价值,全球化时代的“未来,制度是第一位的。”(弗雷德里克泰勒语)市场化的核心是主体自由选择,在市场化转轨过程中,不会再有比制度更加重要的东西,只有市场化取向的制度改进,才能彻底解放被计划经济所长期压抑的民间发展潜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民大众的自由选择能力和自主流动诉求,由此方能尽快实现发展转型。尽管中国转型涵括了非常丰富的发展内容,但制度转型具有基础性、首要性和实质性,劳动力流动规律只有在制度成功转型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同步有序的全面展开,以劳动力流动规律为依据的相关决策安排才能具有民本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2.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的理论价值。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在评价现代中国情况时指出:“中国需要变化、亟待变化!”但中国未来发展的成功转型将会有赖于发展观的进化,只有民本主义发展观通过制度安排而在全社会真正确立下来,才能真正开启中国未来发展的创新源泉。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真正的发展潜力不在政府而在民间,并只有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才能得以真正体现。民本主义发展观将人力资源视为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一切发展资源中最为积极能动的主体创新力量。保罗D沃尔福威茨曾代表世界因指出: “为了繁荣,需要更为广泛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最好是人人都积极地充分利用自己面前出现的机会。”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出了问题,就基本上可以肯定没有将人力资源置于绝对优先的发展位置,因而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撑或创新动力。在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创新浪潮中,通常片面追求经济领域中物的膨胀和增长,对GDP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人本身的关注。其结果就是人被物所异化,走进了一个有物的增长而无人力提升的“发展陷阱”,迫切需要进行一场发展观的创新变迁,我们称之为“发展的革命”。其核心内容就是要首先确立民本主义发展观,把人力现代化视为最重要的现代化,作为其他现代化发展的强力引擎和动力支撑,并将其置于一切现代化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只有发展理念获得提升,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转型。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指出:“恰当的人在恰当的时候提出恰当的思想可以引发重大变革……环顾这个世界,它看似不动、难以改变,实则不然。只要在最恰当的地方轻轻一推,就可能引爆一次变迁。”但能够引爆成功变迁的民本主义发展观,需要可供国民自由选择的制度保证,“一个不许人民发挥积极性和运用常识的政府必然会限制经济的增长。”(阿瑟.刘易斯语)劳动力自由流动既是人口发展诉求,也是制度发展要求,一个能够保障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框架,或者说全体国民真实而充分地拥有自由流动权利的制度结构,将会被广泛地证明为是一个充分体现民本主义发展理念的制度体系。现代自由观首先强调国民大众的主体自由,社会进步首先表现为也必然表现为人的解放,也就是绝大多数国民尤其是劳动力能够获得自由、充分和全面的发展。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们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在自由流动中人们通常能够很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内生发展偏好,搜寻和解读发展信息,辨识和获取发展机会,恢复或重建发展信心,寻找和建构新的发展理性,从而创造长期和谐与持续繁荣。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追求持续的、长期的繁荣与向社会大多数或全部成员扩展经济机会和政治发言权是分不开的。”劳动力自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阿马蒂亚森语)因此,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首先需要的是民本主义优先的现代自由观,对于人力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相关研究,无论怎样强调其学术理论创新价值都不会过分。 “

  3.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的应用价值。劳动力是社会总人口中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人群,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几乎都面临着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发展中国家由于物本主义的路径依赖性,普遍缺乏有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通常严重阻抗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规模与质态,因而从根本上堵塞了人口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创新路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变迁的创新路径而加快制度现代化进程,在制度安排上确保劳动力能够按照自主偏好而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中国是当代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和人口增长惯性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人口在今后较长历史时期内仍然会呈大量增长的发展趋势,由此导致的就业压力也将会持续膨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仍将面临着很大的未来挑战。核心的问题仍然是通过制度现代化进程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构建和谐宽容的制度环境。劳动力自由流动既是人力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创新路径,同时也是人力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外在表征。中国若要在21世纪前20年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期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就不会再有比实现人力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而更加重要的事情。劳动力自由流动是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核心诉求,并具有多元化的重要发展价值,应当被置于一切社会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200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在分析中国农民工发展状况时指出:“在中国,农民工在索要工资方面只有少量的法律条文可用,很少人享有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很少人能享受社会福利。中国通过限制城市地区的居住权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限制意味着,全部的城市就业被人为地控制在小于最有效率的就业规模上。实现就业的最高效率会提高35%的生产力。”当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显著,农村人口占据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劳动力流迁模式和充分就业路经必定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但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GDP年均增幅9.8%的同时,人口城市化增幅却年均不足1%,城市化进程以及相关制度安排显著滞后,农民发展问题已经构成中国转轨发展的重大约束瓶颈。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指出:“更多的情况下,变迁来自诸多无名个体的恒久压力。一个不遵从的行为也许就是一种偏离行为,但当这种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成为一次社会革命。”因此,强化和深化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研究,既可以为劳动力的个人流动提供合理建议,更可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也会为其他组织提供资源信息和配置方案,因而将会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发展意义。

  劳动力人群在代际关系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即要抚养未成年的未来劳动力人群,又要赡养作为过去劳动力的老年人群,也要养活那些虽然处在劳动年龄段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口或没有工作的失业人口,还要为社会发展提供能够用于积累的未来发展要素。但若要让他们有效地承担起这些社会责任,核心的问题是他们要首先具有充分自主的发展权利,因为权利与责任具有天然的对称性,只有他们获得了个人主体需要的自主权利发展,才有可能承担起保障那些非劳动人口发展的社会责任。从民本理念、人口发展和制度转轨等多重意义上,完全可以这样认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成功转型将会取决于城市化主导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本文作者:俞宪忠,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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