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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黑格尔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哪些特点

发布时间:2019-07-22 09:2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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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黑格尔哲学虽然在中国广泛流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黑格尔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蔑视和攻击。黑格尔接受了启蒙学者关于人类历史起源于中国的历史观。他承认,中国所处的东方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开端”对于黑格尔来说没有任何优越性,相反,它象征着思想的贫乏和蒙昧。他用了比喻说:“历史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 “东方 / 西方”在这里象征着“物质 / 精神”、“外在 / 内在”、“黯淡 / 光明”。

  “中国”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起着反衬西方文明的作用,没有中国的落后,也就显现不出黑格尔所处的西方文明的先进;反过来说,没有黑格尔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立场和观点,中国也不至于那样落后不堪。黑格尔按照他的评判模式,在他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材料中,解读出他所要看到的、一切低级、落后和愚昧的东西。如此解读是系统的,全方位的,举凡哲学、思维方式、语言、道德、政治、宗教等等方面,凡是他认为人类精神有进步的领域,都有“中国”阴影的反衬。

  黑格尔认为,包括中国之内的东方“不属于哲学史”。但黑格尔不时用“中国哲学”这样的术语,那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表明黑格尔真的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在他的视野里,“哲学应从希腊开始”。通过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黑格尔否定中国哲学的存在。爱利亚派首先提出了“纯有”的范畴,是哲学史的开端;与此相反,中国哲学以“无”为开端,“那就连手都不用转了,因为在转手之前,无已经转为有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无”是继“有”之后的一个范畴,是通过对“有”的否定而来的,如果认为“无” 在“有”之前,那就变成“表面的抽象游戏”。

  在黑格尔之前,有人通过中西哲学的相似之处肯定中国哲学的存在和价值。黑格尔指责这种比较方式“纯属形式上观点”。比如,中国哲学以“一”为基础,与爱利亚派和斯宾诺莎以“一”为基础根本不同;中国哲学的象数与毕达哥拉斯以“数”为本源根本不同,不能把两者之间的差别看成是不重要,非本质的。

  黑格尔对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哲学都持贬低态度。他说,孔子是“中国人的主要哲学家,但他的哲学也是抽象的”,“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王国”,当这种抽象的思想走向具体时,就成为“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至于道家,“‘道’只是普遍的抽象,恍惚不定”,是“原始的理性”;道家的“无”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统一”,没有超出抽象的开始阶段。

  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反映了中国人 “普遍性抽象”的思维方式,“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的”。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抽象”有“普遍”和“具体”两种,从“普遍的抽象”到“具体的抽象”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处于最初的“普遍性抽象”,这是把握外界事物的初级阶段的思想。阴阳的观念是“绝对的一元和二元的抽象思想”,是十分“肤浅” 的;“八卦”“从最抽象的范畴一下就过渡到最感性的范畴”,“没有人会有兴趣把这些东西当作思想观察来看待”;“五行”“只是符合一种外在的次序,并没有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还比如古希腊恩培多克勒的气、火、水、土的“四根说”。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语言的落后反映了中国人缺乏精神、思想贫乏。他认为语言是“精神的特定存在”,“语言好像是思想的躯体”。一个民族的语言与它的精神和思想是一致的。他把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区别看成是先进和落后的精神的区别。按照他的说法,在拼音文字中,一个名词由连续的语音表达出来,能够完整地表达一个独立概念,这是理智固有的最有价值的表现思想的方式。象形文字把名词分解成不同的图形,从而切断了名赐概念、语言和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把思想限制在图形的空间形式中,使精神丧失活力。他因此说,象形文字只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精神处于停滞状态的民族。

  18世纪的一些启蒙学者在中国文化中最推崇的是中国伦理精神,黑格尔最着力反对的也是中国伦理精神。在他的眼里,中国的伦理道德甚至还没有被提升到“精神 ”的层次。“伦理”在黑格尔哲学中范围很广,不但包括道德,家庭、社会、国家、法律等,也属于“伦理”范畴。他对中国伦理的评价是:“凡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黑格尔如是说的依据是,中国的伦理没有“主体性”因素,没有自由的精神。

  “主体”和“自由”是黑格尔规定“精神”的两个核心概念。精神的首要特性是辩证的运动,而“主体”就是运动的主体。主体在运动中逐步地完善自身,同时实现精神的价值。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精神的价值,它就获得了多大程度的自由。主体首先转向自身,在自我意识中获得思想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自我意识即主体性。其次,主体在创造文化的历史中获得政治上、生活上的自由。最后,主体在认识绝对精神的艺术、宗教和哲学活动中获得完全的自由。黑格尔肯定西方文化的不同形态,如希腊哲学和艺术、希腊罗马宗教和犹太教、基督教和近代哲学都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和自由,它们构成了人类精神进步的环节。他否定中国伦理具有主体性和自由,无异于把中国伦理排斥在人类精神之外。

  对于启蒙学者尊重的孔子及其学说,黑格尔投以鄙薄的态度。他说:“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但实际上,在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孔子所讲的只是道德常识,“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儒家经典《论语》也没有多大价值。从内容上看,孔子要求臣对君、子对父以及兄弟之间尽义务,“这种义务的实际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从表达形式上看,《论语》充满警句箴言,反复申述,“毫无出色之点”。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又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中国的道德学说是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一律没有自由,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还处在幼稚的状态”。君臣关系是家庭的放大。“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黑格尔还把中国的宗教与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考察。他说:“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依赖的的,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 黑格尔把中国宗教当作自然宗教,即崇拜自然物的宗教,“天”是物质性的。他显然接受了龙华民的解释,而不同意莱布尼兹对中国宗教的理神论解释。黑格尔把中国的自然宗教称为“国家的宗教”,并说“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因为“皇帝居最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举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孔子的道德学说“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

  黑格尔的体系有不少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生搬硬凑,甚至荒谬错乱之处,现在很少有人相信黑格尔的体系。但无论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人们都不能忽视黑格尔的辩证法。人们之所以不得不重视他的辩证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辩证法是用来论证历史进步观的,与“进步 / 落后”的二元对立密不可分。西方人看待文化历史现象,只要摆脱不了“进步 / 落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就无法摆脱论证历史进步观的辩证法。

  黑格尔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情况下,武断地大肆批评中国,错误百出,不堪一驳,现在的严肃学者不会在意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他的批评意见,不是因为它们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的潜在影响。黑格尔的“中国落后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同一理论的反面和正面,“中国”是构成“先进 / 落后”对立阵营的一极。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文化历史,只要摆脱不了“进步 / 落后”两大阵营的对立,就无法摆脱黑格尔的“中国落后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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